萧 乾（第3页）

；当进步批评界责备我们太保守太消沉时，南京中央党部的警告书也送到了。

为了刊登陈白尘先生的《演不出的戏》，报馆被日本人在工部局控告了。

这官司纠缠了许多时日，终于在本报主笔张季鸾先生的“中国什么时候承认过满洲国呢？”

的严词质问下，才宣布无罪。

（2）苦命的副刊

有时在内地，我遇到编副刊的同行，谈到对他那版的意见时，我永远只能说“好”

。

这不是虚伪，我深切地知道编副刊的限制与困难。

譬如昆明《云南日报》的《南风》，每期仅有三栏地位，没有比篇幅对副刊发展更严峻、更致命的限制了。

三栏不够登一篇小说的楔子，为报纸设想，每期题目还要多，且不宜常登续稿，才能热闹。

这是说，副刊只能向报屁股的方向发展，登杂文，挑笔仗，至多是小品随笔。

一个编者如还爱好文艺作品，不甘向这方面发展，就只有陷在永恒的矛盾痛苦中了。

在这方面，一个杂志编者的处境要有利多了。

技术上，他不必如副刊那样苦心地编配。

一期副刊多了一百字便将挤成蚁群；少了一百字又即刻显得清冷贫乏。

（一个整版的副刊就比半版省事多了，且易出色。

）然而很少人注意到一本杂志这期是多了一万还是少了五千，何况必要时封皮上还可以加上“特大号”

呢！

副刊拉不到好稿子——即使拉到，也不引人注目。

一个杂志编者象是在盖楼房，砖瓦砌好，即刻便成为一座大厦。

那成绩本身便是一份愉快的报偿。

但一个副刊编者修的却是马路。

一年到头没法停歇，可永远也看不到一点成绩。

这原因，主要是文章无法集中，因而也无法显出系统，例如《文艺》每年年初的清算文章，今年二月间来自敌后方及延安的文章，前年的书评讨论，如果放在一道，足可给读者一个印象了。

但散登出来，只有令人不耐烦。

这短处是先天注定的。

在中国报纸不能发展到象《泰晤士报》那样另出《文艺附册》之前，副刊一日附在报纸上，一日就得接受这份命运。

副刊拉不到好文章，拉到手也容纳不了。

《雷雨》发表在《文学季刊》上，立刻轰动全国。

但如拿到副刊上，每天登个一千八百，所有它的剧力必为空间时间的隔离拆光。

在这悬殊的情形下，一个副刊编者拉稿时，已怀着一份先天的自卑感。

为了整个文坛，为了作品本身，也不宜只顾为自己的刊物增加光采。

我曾多次把到手的好文章转送给编杂志的朋友。

本刊这些年便在这种平凡中存在下来。

我们没有别的可夸耀的，只是安于寂寞，安于自己的平凡，从不在名稿或时髦文章上与人竞争。

我们了解副刊占不了文坛的上席，但也从未忽视其应尽的职责。

它是一道桥梁，它应该拱起腰身，让未长成或还未把握住自信力的作家们跨过去。

今后，这个刊物大约也不会有什么雄图，它将继续驮载作品。

寂寞地，忍劳忍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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