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 乾（第4页）

（3）《文艺》传统

在移交的前夕，我曾严肃地反躬自问：我可曾利用刊物中伤过谁没有？那是我最想避免的。

为了这个，本刊传统之一是尽量不登杂文。

我们的书评政策一向是“分析的”

、“理智的”

。

不捧场，也不攻击。

而且，所有杨、沈及我自己的书，都一概不评。

刊物承各方厚爱，稿件是始终充裕的。

（不然我也永没有远处旅行的可能！

）譬如最近我去滇缅前，竟从容地发了二十万字，而存稿还未发光。

在这情形下，编者对自己有一约束，即永不用自己的东西占刊物地位。

四年来，只要不发生“文责”

干系，我尽量用编者的名字填空白，且从不曾领过一文稿费。

一切全往“非个人”

的方向去做。

除应得的薪金外，不利用职业便利窃取名利。

也就是这点操守，使许多文章被积压下来的朋友们始终容忍体谅。

由报纸的生意来说，不登杂文，注意作品本身并不是容易的事。

所幸《文艺》创刊以来，本报社长胡政之先生几次嘱咐我说：“我们并不靠这副刊卖报，你也不必学许多势利编辑那样，专在名流上着眼。

要多留意新人。

只要从长远上，我们能对中国文化有一点点作用，那就够了。”

于是，几年来在报馆的宽容和支援下，这刊物很安分地拱成一座小小的桥梁。

时常遇到时兴的东西它反躲闪开。

它不势利，然而也从不持提拔的态度。

它尽力与作者读者间保持密切联络，但教训式的文章却不大登。

战争爆发以来，许多当日一向为本刊写稿的作者们很快地跑到陕北，跑到前线去了。

他们将成为中国文坛今日最英勇的，明日最有成就的作家。

我们绝无意自诩他们是本刊的。

不，他们是全中国文坛的；不过有一段时间，他们曾走在这座桥上罢了。

正如我们对作品不存歧视，本刊稿费容许因预算或汇水关系，偶有出入，但有一个传统的原则：它必须“一律”

。

读过那本文人书信集的朋友们当明白十年前文坛的“稿费黑幕”

怎样龊龊，进而也明白近年来上海出版界“稿费划一，按页计算”

这一技术上的改良对文坛有着怎样的好处。

第一，势利的编者再不能借着剥削新人来侍奉文坛元老了。

第二，文章至少象一般劳力一样，可以光荣而公允地得到它低微促是平等的报偿。

第三，更重要的，精神上，这改良给开始写作的人自信力不少。

一个较小的数目后面往往隐着的是一双白眼，一种不应持有的藐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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