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 乾（第2页）

沈先生正色说：“为什么不能！

那是懒人说的话！”

像这样充满了友爱的责备的信，几年来我有了不止一箱。

第一次收到稿费时，数目对我太大了，我把它退了回去。

我问编者是不是为了鼓励一个新人，在掏腰包贴补呢？编者告我说，他给的不多也不少，和别人一样。

于是，靠这笔不多不少的数目，我完成了最后两年的教育，并且抓住了一点自信心，那才是生命里最宝贵的动力。

戴上方帽子的十五天后，我便夹了一份小小行李，上了平津快车，走进这个报馆。

那是一九三五年六月三十号的事。

像我在一本小书的“题记”

里所写的，那年夏天，北方是破纪录地酷热。

大编辑室的窗户朝西，而且是对了法国电灯房的烟囱。

太阳烤着，煤烟熏着。

由于自己的教养趣味不同，对当时经管的刊物《小公园》的传统及来稿感到不舒眼。

终于，在社长的同情谅解下，我辟了条舒服点的路。

不幸，这条路没多久便和《文艺副刊》重复了。

刚好那时杨、沈二先生因工作太忙，对刊物屡想脱手，便向报馆建议，索性将刊物改名《文艺》，交我负责。

那以后，每次遇到难题，还不断地麻烦杨、沈二先生，而他们永远很快乐而谦逊地接受这麻烦。

“你要我们做什么，尽管说。

当你因有我们而感到困难时，抛掉我们。

不可做隐士。

要下海，然而要浮在水面上，莫沉底。

凡是好的，正当的，要挺身去做，一切为报馆，为文化着想，那才像个做事情的人。”

这是我随报馆去沪前，他们郑重叮咛我的话。

这话我记了四年，此刻也还揣在心坎上。

这四年，我目睹并亲自经历了大时代中一个报纸的挣扎。

当日在华北当局委屈求全的局势下，一个必须张嘴说话，而且说“人话”

、“正派话”

的报纸，处境的困难是不下于目前上海同业的。

一个炸弹放在门口了，四个炸弹装在蒲包里，一直送到编辑室里来了。

我看见社长和同事脸上的苦笑。

炸弹从没使这个报纸变色，《文艺》虽是一个无人注意的角落，但也不能不分一份厄运。

在天津法租界编副刊，除了明文规定的“赤化”

、“反日满”

的禁款外，还提不得法兰西，提不得安南，提不得任何挂三角旗的地方。

在上海，那环境更要复杂。

除了应付那时文坛的四阵八营，种种人事微妙关系外，还要揣度检查官的眼色。

那时新闻送检，副刊可免检。

这省了事，可也加重了编者事后的责任。

当一位故都的作家责《文艺》下了海时，上海一些朋友却正指我们为“谪京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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