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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最后一个范·沃德伦，说来也怪，我居然会对此那么的在意。

我既无妻子，也没孩子，只有一个日渐衰弱的父亲，何况，他也从未在我面前谈起过家庭，因此，我也就从未想到自己会对血缘、亲人这类东西想得太多。

是不是因为这个农场？我们的农场？这些我原本希望躲得远远的房屋、牲畜及土地，这些我当初迫不得已接受的东西，难道它们竟不知不觉融入了我的身体和血液？

从前，驴子围场的旁边有一间小屋，那是准备给亨克和丽特结婚时做新房用的。

首先，农场帮工必须搬走；以后，亨克和丽特会有孩子，小家庭的成员会越来越多；最后，小屋里住不下了，他们一家就会搬到农庄的主屋里来。

一切都已预先规划好了：在母亲的心里，她已经给那间小屋配置了家用物品。

帮工被辞退后，父母把小屋出租给从阿姆斯特丹城里来的人，这些人只在周末和度假时才来住。

我年过三十之后，父亲决定卖掉小屋，但母亲不同意。

“谁也说不准的，”

说着，她还朝我这边瞥了一眼。

一九八七年秋季，一个星期天的夜里，从城里过来的人刚刚度完周末，小屋就起火烧毁了，那件事发生在母亲去世前大约八个月的时候。

现在，每当春天，看到杂草丛生的院子里开出的那一朵灿烂的木兰花，我都会产生一种怪怪的感觉。

还剩一面边墙没有完全倒塌，但估计也不会长久了。

林业委员会想要买下这块地。

我有点后悔不该把旧床架扔到新年的篝火上。

“又来买床啦？”

昨天，我去床铺店买一张廉价的松木床，那个笑容可掬的销售员这样问我。

“是啊，”

我答道，“又来买床了。”

需不需要配个床垫？不，我不需要床垫。

来到另外的那家店里，接待我的不是原先那个扎黑辫的年轻姑娘，而是一个年纪略大、倦容满面、无精打采的女店员。

我买了一床单人羽绒被、两个羽绒被被罩外加两床相应尺码的白色床单，所有的都是减价商品。

至于颜色或图案，我一概未加考虑。

我对买到手的东西感到很满意。

随后，我又去熏肉店买了一磅烟熏鳗鱼。

我把床放进车里，床的一头从副驾驶旁边的车窗伸出去，另一头从后座左边的车窗伸出去。

回家的路上，我的车开得尽量平缓，既不突然加速也不猛踩刹车。

开始干活前，我先打开窗户，又在蓝色的地毯上铺了一层报纸。

事先，我还把厨房里的晶体管收音机搬到了楼上。

一边干活一边听收音机，这还真是不错。

夏天，在屋外粉刷的时候，我总是把收音机调到播报“环法自行车赛”

（1）的那个台。

我不在乎谁赢谁输，我只是想听电台里的实况报道。

我先从天花板开始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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