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真相大白（第3页）

这并不是说我们一开始不被此事迷惑——远非如此，那是我在检查尸体时最先注意到的事情之一。

至于埃勒里，他一进剧院弯腰检查死者时就注意到了。

但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有上百个细节要处理——要问问题、要下命令、要理清矛盾和可疑的发现——因此，如我所说，我们因疏忽而错失了重大时机。

假如我们当场就分析帽子失踪的意义——也许那晚就破案了。”

“好啦，那也没花太多时间，你就别嚷嚷了。”

桑普森笑道，“今天是星期三，谋杀案发生在一周前的星期一。

只不过九天而已——有什么好抱怨的呢？”

警官耸耸肩。

“区别可大了，”

他说，“假如当时我们能够推断出来的话——好吧！

当我们最终抽出时间详细分析帽子的问题时，首先要问自己的是：帽子为什么会被带走？似乎只有两个答案是成立的：其一，帽子本身就是涉案的证据；其二，帽子里藏有凶手要想的东西，为此他才铤而走险。

结果表明，两个答案都正确。

帽子本身就是涉案的证据，因为里面的防汗带的下面有斯蒂芬·巴里的名字，是用不退色墨水写就的；帽子里藏有凶手极其想要的东西——讹诈文件。

自然，他当时以为那是原件。

“这对我们帮助不大，却是个切入点。

周一晚上我们下令关闭剧院离开时，尽管经过彻底搜查，还是没找到那顶丢失的帽子。

不过我们也无从知晓那顶帽子究竟是以某种神秘的方式离开了剧院，还是它仍在剧院，只不过没被我们发现。

周四早上我们再次来到剧院时，彻底明确了蒙特·菲尔德那顶烦人的帽子的去向——就是说，结果是否定的。

它不在剧院里。

因为剧院自周一晚上就被封了，由此可以推断那顶帽子在案发当晚就被带离了。

“而周一晚上每个人离开时，都只戴了一顶帽子。

因此，根据第二次搜查，我们可得出结论：那天晚上有人手里拿着或头上戴着蒙特·菲尔德的帽子走出剧院，因此必然把他自己的帽子留在了剧院里。

“除非他和其他观众被允许离开时趁机溜走，否则他不可能把帽子带出剧院；因为那时所有的出口都有人把守或上锁。

左边内巷先有杰西·林奇和埃莉诺·利比挡着，接着是引座员约翰·崔斯看着，之后是我们的一名警察守着。

除了整晚有人守着的正厅前排座位大门之外，右边没有出口，所以帽子无法从那里带走。

“沿着这条思路——因为菲尔德的帽子是一顶大礼帽，没有哪个人是不穿晚礼服而戴着大礼帽离开剧院的，这一点我们观察得非常仔细——所以拿走那顶失踪的帽子的人肯定穿着全套晚礼服。

你们或许会说，预先策划这一谋杀案的人会不戴帽子就走进剧院，因此没必要处理帽子。

但如果你们停下来想一想，就会明白这是极不可能的。

假如他不戴大礼帽就进去的话，肯定会惹人注意，尤其是进入剧院时。

当然，我们必须记住，这只是一种可能性，但我们推断，作案手段如此高超的人肯定会避免任何被指认的机会。

此外，埃勒里推断凶手事先没有意识到菲尔德的帽子的重要性，如此一来，凶手不戴帽子就进来的可能性更不大。

我们想，假如他戴着帽子，他会在第一幕休息时处理掉——也就是说，在案发之前。

但埃勒里关于“罪犯事先不知道帽子的重要性”

的推论使这一点也站不住脚，因为在第一幕休息时他不会知道处理掉自己的帽子的必要性。

无论如何，我认为合理的假设是，这个人不得不将自己的帽子留在剧院内，而且肯定是顶大礼帽。

至此，你们能听明白吗？”

“似乎非常合逻辑，”

桑普森承认，“虽然很复杂。”

“你不知道这事有多复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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