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第2页）

不过也并非没有条件——埃勒里是个怪人。

我被迫以我最珍爱的一切赌咒：我朋友的身份，以及故事所涉及的重要的人物必须用化名，并且他们的名字永远都不能公之于众，违者天诛地灭。

正因如此，他们的名字永远不会被读者知晓了。

所以，“理查德·奎因”

和“埃勒里·奎因”

并非这两位先生的真名实姓。

这是埃勒里亲自做的选择；我要补充的是，他的目的是迷惑读者，你们是不会从显而易见的线索——比方说变位词[2]——中间找出真相的。

《罗马帽子之谜》根据纽约市警局档案的真实纪录改编而成。

埃勒里和他父亲一如既往地并肩侦办此案。

埃勒里当时是个颇有名气的侦探小说作家。

他坚信这样一句格言：事实往往比虚构更离奇。

正因如此，他往往将有趣的调查记录下来，为撰写谋杀故事提供素材。

帽子事件让他如此着迷，他为此做了异常详尽的笔记，以待日后出版。

但是他紧接着便投身另一案件，使他无暇顾及此事；等到最后一个案子成功告破时，他那当警官的父亲已功成名就，萌生了退意，于是他们举家迁至意大利。

埃勒里原本意欲在文学创作上“扬名立万”

，但在那次案件中找到了心上人，而意大利听起来充满诗情画意；他带着父亲的祝福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于是一行三人，偕同朱纳，动身去了欧洲的新家。

手稿早被抛之脑后，直至我挽救了它。

在我结束这篇不尽如人意的序言之前，尚有一点要说明：

我发现，向陌生人解释理查德与埃勒里·奎因（我必须这么称呼他们）之间奇特的密切关系总是极为困难的。

首先，他们生性简单。

理查德·奎因是位举止潇洒的中年人，在市警局服务了三十二年，他获得警官的臂章，与其说是靠勤勉，不如说是靠调查犯罪的高超技术。

例如，在今天听起来是陈词滥调的巴纳比·罗斯[3]谋杀案中，据说“理查德·奎因凭其功绩牢牢地确立了犯罪侦查大师的地位，与日本的玉川、法国人布里伦、克里斯·奥利弗、雷诺、小詹姆斯·雷蒂克斯[4]并驾齐驱。”

那时正是他侦探成就的辉煌时期。

奎因生性腼腆，面对新闻报纸的赞誉，他是第一个对这种溢美之词嗤之以鼻的人——虽然埃勒里坚称，多年来老人一直偷偷保存了这份剪报。

或许不得不提的是，尽管想象力丰富的记者不遗余力地将其塑造成传奇人物，但我更愿以人性的角度来评价理查德·奎因——他的许多职业成就很大程度上依靠他儿子的机智，这一事实无论如何强调也不为过。

还有件鲜为人知的事。

他们职业生涯的一些纪念品由朋友满怀敬意地保存着：他们曾在西八十七街居住过的单身小公寓，如今已是半私人博物馆，里面陈列了他们战果辉煌时期的珍品；瑟劳德为他们父子所作的杰出画像挂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百万富翁的美术馆内；理查德的珍贵鼻烟盒是他在拍卖会上淘到的佛罗伦萨古董，如今也被一位高雅的老太太珍藏，以纪念理查德为她洗脱诽谤之罪的恩情；埃勒里收藏的关于犯罪方面的书籍也许是世上最全的，举家去意大利时，他只能忍痛把它们留下；当然，不少尚未出版的文件还含有奎因父子

侦破的案件记录，如今贮藏在警局档案室内，防止他人窥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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