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德拉（第3页）

近年来，指责十八世纪已经成为一种时尚。

我们常常听到这类老生常谈：“俄国极权主义的恶果是西欧种植的，尤其是启蒙运动的无神论理性主义，及理性万能的信念。”

我不够资格跟指责伏尔泰得为苏联集中营负责的人争辩。

但是我完全有资格说十八世纪不仅仅是属于卢梭、伏尔泰、霍尔巴哈的，它也属于（甚至可能是全部）费尔丁、斯特恩、歌德和勒卢的。”

十八世纪的小说之中，我最喜欢劳伦斯·斯特恩的作品《项迪传》。

这是一部奇特的小说。

斯特恩在小说的开端，描述主人翁开始在母体里骚动那一夜。

走笔之际，斯特恩突来灵感，使他联想起另外一个故事。

随后上百页篇幅里，小说的主角居然被遗忘了。

这种写作技巧看起来好像是在耍花枪。

作为一种艺术，技巧决不仅仅在于耍花枪。

无论有意还是无意，每一部小说都要回答这个问题：“人的存在究竟是什么？其真意何在？”

斯持恩同时代的费尔丁认为答案在于行动和大结局。

斯特恩的小说答案却完全不同：答案不在行动和大结局，而是行动的阻滞中断。

因此，也许可以说，小说跟哲学有时间接但重要的对话。

十八世纪的理性主义不就奠基于莱布尼兹的名言凡存在皆合理。”

当时的科学界基于这样的理念，积极去寻求每样事物存在的理由。

他们认为，凡物都可计算和解释。

人要生存得有价值，就得弃绝一切没有理性的行为。

所有的传记都是这么写的：生活总是充满了起因和后果，成功与失败。

人类焦虑地看着这连锁反应，急剧地奔向死亡的终点。

斯特恩的小说矫正了这种连锁反应的方程式。

他并不从行为因果着眼，而是从行为的终点着手。

在因果之间的桥梁断裂时，他优哉游哉地云游寻找。

看斯特恩的小说，人的存在及其真意何在要到离题万丈的枝节上去寻找。

这些东西都是无法计算的，毫无道理可言。

跟莱布尼兹大异其趣。

评价一个时代精神不能光从思想和理论概念着手，必须考虑到那个时代的艺术，特别是小说艺术。

十九世纪蒸汽机车问世时，黑格尔坚信他已经掌握了世界历史的精神。

但是福楼拜却在大谈人类的愚昧。

我认为那是十九世纪思想界最伟大的创见。

当然，早在福楼拜之前，人们就知道愚昧。

但是由于知识贫乏和教育不足，这里是有差别的。

在福楼拜的小说里，愚昧是人类与生倶来的。

可怜的爱玛，无论是热恋还是死亡，都跟愚昧结了不解之缘。

爱玛死后，郝麦跟布尔尼贤的对话真是愚不可及，好像那场丧礼上的演说。

最使人惊讶的是福楼拜他自己对愚昧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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