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 姆（第2页）

我发现那些人并不如我在想象中见到的那么才气焕发。

英国人是一个政治性很强的民族，我常常应邀去一些对政治很有兴趣的家庭作客，在那儿遇到了一些著名的政治家，我没有在他们身上看出有什么显著的才能。

我得出也许是轻率的结论：统治一个国家并不需要高度的才智。

在那以后，我在各国结识了许多身居高位的政治家。

我对那些人智力的平庸不断感到困惑不解。

我发现他们对于生活中的普通事情无知，我在他们身上常常看不到敏锐的智力和生动的想象力。

有时候我想他们是靠说话的才能而居显位的，因为在一个民主社会里，除非你能使公众注意听你讲话，否则你几乎不可能升到权力的高位，而据我所知，说话的才能并不和思想的才能同时并存。

但是，由于我看到那些我觉得并不很聪明的政治家都相当成功地处理好了公共事务，我不得不认为我是错误的：一定是这样，治理国家需要的是一种特殊才能，这样才能可以和一般能力的缺乏并存不悖。

我同样认识一些企业家，他们发了大财，使他的巨大企业繁荣兴旺，但是在和他们事务无关的一切领域里，他们甚至表现出缺乏常识。

我当时听到的谈话也不如我指望的那样聪明。

那些谈话很少能给你以值得思考的东西。

那种谈话是随便的（虽然不常常是）、轻快的、亲切的和肤浅的。

他们从来不谈严肃的事情，因为他们感到，公开谈论严肃的事是令人为难的，怕人家认为他们“三句话不离本行”

，便不去谈论他们最感兴趣的事。

根据我的判断看来，谈话除了礼貌性的玩笑话以外便没有什么更多的内容；你很少听到一句值得去重复的俏皮话。

人们也许认为文化的唯一用处就是使一个人能够有本事与众不同地说废话。

总的看来，我认为我认识的最有趣、一贯令人高兴的谈话人是埃德蒙·戈斯。

他读书很多，虽然似乎读得不很仔细，他的谈话却极端聪明。

他博闻强记，有尖锐的幽默感，而且恶毒。

他和斯温伯尔尼交往甚密，他谈起那个诗人来令人听着入迷，但是他也能像谈论一个密友一样谈论雪莱，尽管雪莱是他不可能认识的。

多年来，他结识了许多名流。

我认为他为人自负，他以满意的口吻评论了那些名人的种种荒唐事。

我相信，他把那些名人说得比他们的真相更为可笑。

二

我一向对许多人对于会见名人的热情感到不解。

你能告诉你的朋友你认识一些名人，你所得到的不过是恰好证明你自己是个无足轻重的人。

名人养成了一种对付他们所遇到的人们的技巧。

他们把一副假面具显示给世人，而把他们的真面目小心地隐藏起来。

他们扮演人家指望他表现的角色，而且靠实际经验，把角色演得很好，但是如果你认为这种在公众面前的表演和藏在表演下面的真人相一致，那你就傻了。

我曾对少数人有过感情，深厚的感情；但是我之所以对一般的人感到兴趣，不是为了他们本身的缘故，而是为了我的作品。

我不像康德教训的那样，把每一个人自身当成一个目的，而是把每个人当成我这个作家可以利用的材料。

比起名人来，我一向更多地关心一般无名的人。

他们更多时间是自己的本来面目。

他们没有必要装模作样地在人前保护自己，也没必要给人以深刻印象。

他们的癖性在有限的活动范围内有更多的机会表现出来；因为他们很少处于众目睽睽之下，他们从不想隐藏什么。

他们表现出各种怪癖来，因为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的怪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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