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辉（第2页）

他们身上，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幽默。

那是一阵清风，几缕活泼跳动的阳光，或几声清脆悦耳的鸟鸣。

巴金则不然。

与他同时代的友人谈到他时，几乎无一例外地说他常常是沉默着坐在众人之间，听别人侃侃而谈，只是在回答别人的问题时，他可以一口气讲讲许多话，但话一讲完，便又归于沉默。

在未见过他之前，我便是首先根据这样一些文字，来设想与人谈话时巴金的模样。

十年前，还在复旦大学念书的时候，我和陈思和第一次走进他的客厅，坐在他的面前，谈了一些有关他的研究方面的话题。

那天，有没有阳光从窗外漂洒进来，有没有落叶铺在庭院，我已经记不确切了，只记得我是带着敬意带着紧张走进他的会客厅，老老实实提问，然后仔仔细细地记录。

他呢，似乎也是老老实实地回答，没有临场发挥，没有妙语连珠，如此而已，虽然那时他的身体远比现在要好。

我顾不上捕捉当时的感觉，只是留下这样一个淡淡的印象：他并非言语不多，但决不是那种很会谈话的人。

他的表情一点儿也不丰富，甚至可以说显得过于严肃，也许这是因为他面对的几个陌生人，他得集中思路向提问者解答与他有关的历史或现实的一个个或大或小的问题。

后来见到他、同他交谈的机会多了，每一次过后，我都觉得仿佛对他的理解又加深了一些，虽然实际上并非如此。

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对他的印象更深切了。

我发现，虽然时而他也会开心地一笑，但总体来说他的严肃是一贯的，不管是讲话还是静静地坐在那里，沉思好像是他的表情的主要色调。

那些年，正是他一篇篇发表《随想录》的时候，作品中所表露出来的对自己灵魂的拷问，带着浓重的挥之难去的忧郁。

每当读到那些文字时，我总要假设地去体会体会他内心的痛苦。

这些从文字中感受出来的忧郁和痛苦，当坐在他面前时，我觉得完全可以从他的表情、他的声调，甚至目光那里得到印证。

在他的客厅里，我见过一尊他的雕塑头像，从那上面我感觉到有一种痛苦沉思的美。

我认为那尊头像捕捉住了巴金的精神形象的特征。

1982年，思和与我合作写的《巴金论稿》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时，我请丁聪先生为封面画过一幅巴金的肖像画，在丁聪的笔下，巴金也是一种痛苦地沉思的神情，我以为它也准确地突出了我所理解的巴金的特点。

我的印象中，就表情的严肃和凝重而言，唯一和巴金有所相似的是胡风。

一些年过去了，胡风的影子在我的脑子里依然清晰，我和他散步谈话时的一个个场景也依然清晰，但他那时的生命中同样决然没有清风或鸟鸣。

他总是严肃着，满脸凝重和倦容，似在思考，又有些像是茫然。

如果不是回答问题，他几乎总是保持着沉默。

我想，那是因为他是一个理论家，一个痛苦的思想者，受了太多的灵与肉的折磨。

几近垮掉的身体和神经，已经使他来不及也不可能对历史对人生作深刻的思索了。

巴金应该说是幸运的。

他赶上了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时代，他能够思考历史和人生，能够把一段段业已遥远的流逝的岁月重新铺开在记忆中，用他那经历过文革的精神磨难而变得成熟的目光来加以审视，来无情反思，从而在他的创作生涯中又矗立起一座令世人仰视的高峰——《随想录》。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没有《随想录》，后人该会怎样评说巴金？有一点大概可以设想，那时人们心目中的巴金，决不会是现在我印象中的这一个巴金。

《家》和《寒夜》等固然重要，可以在文学史上光彩夺目，但是，若没有《随想录》，那该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一个残缺的“巴金”

！

以我的理解，只是因为有了《随想录》，巴金才完成了他的人生追求，一个丰富而独特的人格才最后以这种方式得以定型，并且与他早年希望成为思想家、社会活动家而做出的那些未能实现的努力，无意有意之中形成一个完美的连接。

他影响读者影响社会的，不再仅仅限于文学人物或委婉动人的故事或强烈的感情共鸣，《随想录》的存在，以它的思想性社会性历史性而早已超出了文学本身的意义。

一次，我收到他寄来的《随想录》，现在我仍能记得当时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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