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洁若（第4页）

倘若是70年代末，我会把这封信看作无价之宝，赶紧保存下来。

当时，经过“史无前例”

的浩劫，整个人尚处在懵懵懂懂状态。

我竟把这封信重新放回到那只根本不能上锁的破柜子里，甚至也没有向萧乾提起。

记得大约同时，萧乾从出版社发还的一口旧牛皮箱子里发现了我母亲唯一的纪念物——周围嵌着一圈珍珠的一颗大翡翠。

1966年8月23日抄家后，出版社的革委会接到街道上的通知后，在把被批斗够了的萧乾押回出版社的时候，胡乱从家里抄了这么一箱子东西和书。

接着就打派仗，也没顾得打开看看。

几年后又原封不动地发还给我们了。

萧乾紧张地对我说：“不要忘了最高指示——三五年再来一次，现在已七年了。

趁早打发掉，免得又成为罪状！”

我连看也没看它一眼，就听任他蹬上自行车。

赶到王府井的珠宝店去把它三文不值两文地处理掉了。

说实在的，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才相信头上悬的那把达摩克利斯剑总算消失了。

我时常想，说不定哪一天，夹在某本旧书中的梁思成来信，会再一次露面。

1979年萧乾赴美参加衣阿华国际写作计划的活动，事后到各州去转了转。

林徽因的二弟林桓当时正在俄亥俄大学任美术学院院长，他创作的陶瓷作品曾为欧美各大博物馆所收藏。

林桓听说萧乾来美，就跑了好几个州才找到了萧乾——当时他正在几家大学作巡回演讲。

1932年萧乾曾在福州英华中学教过林桓。

阔别了近半个世纪的师生畅谈了一通。

林桓表示很想回国讲学，为祖国的陶瓷事业出点力气。

萧乾回京后，曾为此替他多方奔走过，但始终没有结果。

80年代初，萧乾从美国为梁从诫带来了一封费正清写给他的信。

梁从诫住在干面胡同，离我所在的出版社不远，我顺路把信送去了。

当年的英俊少年已成长为风度翩翩的中年人。

我还看到了他那位在景山学校教英文的妻子和小女儿——她长得很漂亮，令人想起奶奶林徽因。

告辞出来，忽然看见金岳霖教授独自坐在外屋玩纸牌。

尽管那时他已八十开外了，腰背依然挺直。

我告诉他，1946至1947年，我曾旁听过他的逻辑课，而正式教我的是一位王教授。

他不假思索地就把那位王教授的名字说了出来。

林徽因和梁思成相继去世了，金岳霖居然能活到新时期，并在从诫夫妇的照拂下安度晚年，还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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