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第3页)
周秦思想之紧张怒放,一变而为恬谈自适,如草木由盛夏之煊赫繁荣而入于初秋之寒迈深远了。
其结果,乃养成晋末成熟的幽默之大诗人陶潜。
陶潜的责子,是纯熟的幽默。
陶潜的淡然自适,不同于庄生之狂放,也没有屈原的悲愤了。
他《归去来辞》与屈原之《卜居渔父》相比,同是孤芳自赏,但没有激越哀愤之音了。
他与庄子同是主张归返自然,但对于针砭世俗,没有庄子之尖利。
陶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只见世人为五斗米折腰者之愚鲁可怜。
庄生却骂干禄之为豢养之牛待宰之彘。
所以庄生的愤怒的狂笑,到了陶潜,只成温和的微笑。
我所以言此,非所以抑庄而扬陶,只见出幽默有各种不同。
议论纵横之幽默,以庄为最,诗化自适之幽默,以陶为始。
大概庄子是阳性的幽默,陶潜是阴性的幽默,此发源于气质之不同。
不过中国人未明幽默之义,认为幽默必是讽刺,故特标明闲适的幽默,以示其范围而已。
庄子以后,议论纵横之幽默,是不会继续发现的。
有骨气有高放的思想,一直为帝王及道统之团结势力所压迫。
二千年间,人人议论合于圣道,执笔之士,只在孔庙中翻筋斗,理学场中检牛毛,所谓放逸,不过如此,所谓高超,亦不过如此。
稍有新颖议论,超凡见解,即诬为悖经叛道,辩言诡说,为朝士大夫所不齿,甚至以亡国责任,加于其上。
范宁以王弼何晏之罪,浮于桀纣,认为仁义幽沦,懦雅蒙尘,礼坏乐崩,中原倾覆,都应嫁罪于二子。
王乐清谈,论者指为亡晋之兆。
清淡尚不可,谁敢复说绝圣弃智的话?二千年间之朝士大夫,皆负经世大才,欲以佐王者,命诸侯,治万乘,聚税敛,即作文章抒悲愤,尚且不敢,何暇言讽刺?更何暇言幽默?朝士大夫,开口仁义,闭口忠孝,自欺欺人,相率为伪,不许人揭穿。
直至今日之武人通电,政客宣言,犹是一般道学面孔。
祸国军阀,误国大夫,读其宣言,几乎人人要驾汤武而媲尧舜,暴敛官僚,败毒武夫,闻其演讲,亦几乎欲愧周孔而羞荀孟。
至于妻妾泣中庭,施施从外来,孟子所讥何人,彼且不识,又何暇学孟子之幽默?
然幽默究竟为人生之一部分。
人之哭笑,每不知其所以,非能因朝士大夫之排斥,而遂归灾亡。
议论纵横之幽默,既不可见,而闲适怡情之幽默,却不绝的见于诗文。
至于文人偶尔戏作的滑稽文章,如韩愈之送穷文,李渔之逐猫文,都不过游戏文字而已,真正的幽默,学士大夫,已经是写不来了,只有性灵派文人的著作中,不时可发见很幽默的议论文,如定盦之论私,中郎之论痴,子才之论色等。
但是正统文学之外,学士大夫所目为齐东野语稗官小说的文学,却无时无刻不有幽默之成分。
宋之平话,元之戏曲,明之传奇,清之小说,何处没有幽默?若《水浒》之李逵,鲁智深,写得使你时而或哭或笑,亦哭亦笑,时而哭不得笑不得,远超乎讽谏褒贬之外,而达乎幽默同情境地。
《西游记》之孙行者,猪八戒,确乎使我们于喜笑之外,感觉一种热烈之同情,亦是幽默本色。
《儒林外史》几乎篇篇是事绘世故人情,幽默之外,杂以讽剌。
《镜花缘》之写女子,写君子国,《老残游记》之写玙姑,也有不少启人智慧的议论文章,为正统文学中所不易得的。
中国真正幽默文学,应当由戏曲传奇小说小调中去找,犹如中国最好的诗文,亦当由戏曲传奇小说小调中去找。
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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