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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我在意大利的皮亚琴察看到了囚笼。

那是一个刺目的黑色笼子，高高地挂在高大的钟楼边上。

从前的囚犯就关在这样的笼子里，在全城众目睽睽之下任其饿死，任其腐烂。

抬头看见囚笼，我想起了在希腊的那个冬天，想起了我用白昼、孤寂和自欺为自己构筑的囚笼。

写诗和自杀，从表面上看自相矛盾，但实际上是一致的，都是试图解脱。

在那个令人痛苦的学期末，我的感觉就像一个知道自己被关在笼子里面的人，任凭自己过去的各种雄心抱负被人嘲弄，直至死亡。

但我去了雅典，找到了乡村医生给我的地址。

我做了康氏试验，证实了佩达雷斯库医生的诊断。

十天的治疗是非常昂贵的，多数药品是走私进入希腊的，或者是偷来的，我是一个第三人网络的收受者。

得心应手的年轻医生是经过美国训练的，他叫我不必担心，预后很好。

复活节假期结束时，我回到弗雷泽斯岛，发现艾莉森寄来的一张卡片，色彩很鲜艳，上面有一只袋鼠，气球形圆圈中的字是：“你以为我忘了吗？”

我的二十六岁生日是在雅典过的。

卡片上有阿姆斯特丹的邮戳，只签了个“艾莉森”

的名字，没有写什么话。

我把它扔进废纸篓，但是当天晚上我又把它捡了出来。

要知道自己的病不会发展为第二期，尚需一些时日，为了打发这些难熬的日子，我悄悄地开始充分利用岛上的条件锻炼身体。

我经常游泳，经常散步，天天出去。

天气很快变热了。

炎热的下午，整个学校死一般沉寂。

这时我就从学校里溜出来，到松树林里去。

只要体力许可，我总是翻过岛中央的山顶，走到岛的南边，远离学校和村庄。

那里绝对清静：一个小港湾里藏着三座农舍，浓密的松树林山坡上有几座小教堂，除了圣徒节之外，几无人至，还有一座几乎看不见的别墅，无论什么时候总是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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