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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情况是艾莉森不知道的——因为我自己也几乎没有意识到——那就是在九月晚些时候，我一直瞒着她，暗中和另一个女人来往，这女人就是希腊。

即使我未能通过董事会的考试，我也会到希腊去。

在学校里我从未学过希腊文。

我对现代希腊的了解，仅限于知道拜伦死在迈索隆吉翁。

但是那天早上，在英国文化委员会，只要能想到希腊就够了。

就像是在一筹莫展之际，突然有人想出了绝妙的解决办法。

为什么以前我就没有想到呢？听起来多诱人啊：“我就要到希腊去了。”

在我认识的人中，没有人到过希腊，因为被称为新米提亚人[8]的旅游者其时远未大批涌入。

有关希腊的书，凡能找到的，我都找来看。

我对希腊实在了解太少，自己都感到吃惊。

我读呀读呀，觉得自己像个中世纪的国王。

我虽尚未亲临其境，但是已爱上了书中描绘的美景。

我出发时，想摆脱英国的想法似乎已退居第二位了。

只有跟我去希腊有关时，我才想起艾利森。

当我爱她时，我想象和她一起到了希腊；当我不爱她时，我独自一人在那里，她没有那份福气。

我收到学校董事会发来的一封电报，证实了对我的聘用，接着又寄来一份合同让我签字，我的新校长还寄来了一封礼节性信件，英文写得一塌糊涂。

斯潘塞——黑格小姐提供了一个人的名字和他在诺森伯兰郡的地址，前年他在该校任过教。

他不是英国文化委员会聘用的，因此她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

我写过一封信，但没有回复。

再过十天，我就得动身了。

艾莉森的处境变得很困难。

我必须退掉罗素广场那一套房子。

我们花了三天时间为她寻找住处，结果令人失望。

最后，我们在贝克街的一条巷子里找到了一个大单间。

搬家，收拾东西，搞得我们两个人心烦意乱。

我要到十月二日才走，可是艾莉森已经开始工作，必须很早起床，生活必须规律化，这叫我们实在受不了。

我们有两次吵得很凶。

第一次是她挑起并激化的，发展成对男人，尤其是对我劈头盖脸的激烈谩骂。

我成了势利小人，花花公子，一文不值的唐璜，等等。

第二天吃早饭时，她冷若冰霜，一声不吭。

晚上我去接她，她不在。

我等了一小时，回家了。

她也不在家里。

我打电话去问，回答说空中小姐实习生没有人被留下来。

我等着，越等越生气。

十一点她回来了。

她径直走向浴室，脱去外衣，倒出她睡前必喝的牛奶，一言不发。

“你到底上哪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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