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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实与浮嚣(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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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前者是指事实,后者是指意愿,两者是有区别的。

人不可能一辈子遇上的都是合心意的事,如果朱夫子总把意愿和事实混为一谈,那他怎么生活呢。

所以,当朱夫子开始学术思维时,他把意愿和事实当成了一回事——学术思维确有这样一种特点,不做学问时,意愿和现实又能分开了。

不独朱夫子,中国人做学问时都是如此。

自打孔子到如今,写文章时都要拿一股劲,讨论国计民生乃至人类的前途这样的大题目,得到一片光明的结论,在这一片光明下,十足的诚实倒显得可羞。

在所有重大题目上得出一片光明的结论固然很好,但若不把意愿和现实混为一谈,这却是很难做到的。

人忠于已知事实叫做诚实,不忠于事实就叫做虚伪。

还有些人只忠于经过选择的事实,这既不叫诚实,也不叫虚伪,我把它叫做浮嚣。

这是个含蓄的说法,乍看起来不够贴切,实际上还是合乎道理的:人选择事实,总是出于浮嚣的心境。

有一回,我读一位海外新儒家学者的文集(我对海外的新儒学并无偏见,只是举个例子),作者一会儿引东,一会儿引西,从马克斯·韦伯到现代美国黑人的“寻根文学”

引了一个遍,所举例子都不甚贴切,真正该引用的事例他又没有引到。

我越看越不懂,就发了狠,非看明白不可。

最终看到一篇他在台北的答记者问,把自己所治之学和台湾当局的“文化建设”

挂上了钩——看到这里,我算是看明白了。

我还知道台湾当局拉拢海外学人是不计工本的,这就是浮嚣的起因——当然,更远的起因还能追溯到科举、八股文,人若把学问当作进身之本来做,心就要往上浮。

诚实不是学术界的长处,因为太诚实了,就显得不学术。

像费先生在《江村经济》里表现出的那种诚实,的确是凤毛麟角。

有位外国记者问费先生:你觉得中国再过几时才能再出一个费孝通?他答:五十年。

这话我真不想信,但恐怕最终还是不得不信。

本篇最初发表于1996年8月21日《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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