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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一个礼拜，她又在三场舞会上遇见他。

他似乎少了一点儿羞怯，变得爱说话了。

不错，他是个医生，但没有开业诊疗。

他是位细菌学家（凯蒂对此只有十分模糊的概念），在香港有份工作，秋天就要回去。

他说到不少有关中国的事情，她已习惯在别人跟她说话时做出一副感兴趣的样子。

但在香港生活听上去很有意思，那里有俱乐部、网球、赛车、马球和高尔夫。

“那儿的人经常跳舞吗？”

“哦，是的，我想是这样。”

她想知道他跟她说这些到底出于什么动机。

他好像很喜欢她的社交圈子，但他从未用某个动作、某种眼神或某句话来暗示，他不单把她看作那种只是见见面、跳跳舞的女孩子。

下一个礼拜天他又登门造访。

她的父亲恰巧进门，由于下雨他没能去打高尔夫，便跟沃尔特·费恩聊了半晌。

后来她问父亲他们都谈了些什么。

“好像他常驻香港，首席法官是我在律师界的老朋友，说他是个非常聪明的年轻人。”

她知道父亲很厌烦多年来为了她、随后又是她妹妹而被迫去招待那些年轻人。

“你很少喜欢那些追我的年轻人，父亲。”

她说。

他用那双仁爱、疲倦的眼睛看着她。

“你有可能嫁给他吗？”

“当然没有。”

“他是不是爱上你了？”

“他没做过任何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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