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精神千秋万古不灭

应该说，在南宋的初年，一直到绍兴十年，关于南宋以何种对外策略立国的问题，朝廷始终处在战与和的摇摆之中。

高宗本人也一直是对国事抱着苟且态度。

对于恢复失地高宗不敢有妄想；但面对金人的咄咄逼人，他又深感屈辱。

且金人周期性的入侵，也使得南宋常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无法向国人交代。

多年赋闲在家的李纲，在深山老林里也并未忘记国仇。

对于南宋这个多难之邦，他是一个头脑极为清醒的“国医”

。

绍兴五年时，李纲曾应高宗垂询，上过一道奏章，对南宋的国防之弊有过深刻的剖析。

他认为大宋的衰弱是因为“上下偷安、不为长久之计”

所致。

李纲毫不客气地警告说，朝廷一味采取的退避之策，“可暂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则失一步，退一尺则失一尺”

。

他告诫高宗：“勿以敌退为可喜，而以仇敌未报为可愤；勿以东南为可安，而以中原未复、赤县神州陷于敌国为可耻；勿以诸将屡捷为可贺，而以军政未修、士气未振、而强敌犹得以潜逃为可虞。”

他建议，朝廷应将淮南、荆襄建成东南的屏障，在两淮及荆襄置三大帅，各领重兵，以图恢复。

有了这些措置，则大宋中兴之期，指日可待。

可惜，这些透彻之论不可能入高宗之耳。

这位胆小皇帝即使偶尔挺起了腰板儿，也是为挣脱一时的困境，从来没有收复幽燕之志。

既然如此，李纲的苦口婆心也就完全无用。

绍兴六年正月，李纲在赴洪州之任前，应召前往临安行在，高宗要见见他。

二月二十四日，高宗一日之内，三次召对。

李纲不失时机，分两次递进三个札子，纵论国事，催促高宗拿出点儿祖宗的勇武之概来，进兵江北。

高宗对李纲当然已全无猜疑，但是仍是不愿意听他唠叨，对“恢复”

二字没有任何兴趣。

四月一日，李纲到了洪州上任。

这一年，又是南宋的好年景。

十月，伪齐感觉宋军有可能大举渡江，于是纠集三十万民兵，分三路南下，准备与宋决战。

开战前，刘豫担心实力不够，向金求援，但大金君臣已开始厌恶伪齐的无能，不愿意出手相助。

刘豫无奈，只得硬着头皮，让自己的儿子刘麟、侄子刘猊等率军击宋，结果又是大败。

李纲在战事紧张时，又有《论击贼》等两道札子呈上，献计献策，而高宗照例又是下诏表扬。

在洪州的这一年，李纲可是没有闲着，他积极赈济饥民，招抚流亡，增补军额，修建营房，催发钱粮，招捕盗贼，忙了个不亦乐乎。

为长远计，他还募集工匠造了战舰数十艘，以巩固江防。

到了绍兴七年，洪州已经治理得像模像样，高宗又再次表扬。

李纲对高宗的用人心理，摸得透透的。

这种“大材小用”

式的用法，不是大气君主之所为，李纲甚为失望。

管理江西一路，他当然不会敷衍，但是他也不屑于长期给高宗充当这种“救火队员”

。

年初，李纲看到边疆无事，用不着他在洪州继续张罗了，就准备“请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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