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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艾莉森说了两个提议，让我觉得非常担忧。

第一，她说想去教堂，但她要自己一个人去。

去教堂并没有什么稀奇的，但只身去就不一样了。

搬来格洛斯特以后，因为家庭的缘故，我们常常去教堂做礼拜。

我们并不想将宗教强加于孩子，他们应当自由选择自己将来想做什么、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但是我们觉得至少应该让他们接触信仰。

因此，我们便常常全家人一起去教堂做礼拜。

她解释了原因。

她说我们平时都是四个人去，现在最好不要三个人去；如果只身前往的话，她就可以对教堂的人说我身体不适，而她也不愿独自把孩子们拽上。

而且她还说，她有很多想为之祈祷的事情。

然后，她又说了第二个提议：让我去参加布雷克的募捐派对。

显然，布雷克的秘书把派对详情给我们两个人都发了。

跟我先前预料的一样，艾莉森一点儿都不想参加。

但是，她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散心的好机会，我可以借机从家庭和工作的重压下逃离片刻，喘口气。

她说：“出去走一走吧，跟布雷克好好玩儿，别再想这些烦心事儿啦。”

她说得简单，真要做到谈何容易！

实际上，这两个提议我都不喜欢，但是我却都同意了。

主要是因为我不知该如何拒绝。

同时，我内心的惊惧又大大地加深了。

她想去教堂，真的纯粹只是想寻求精神安慰吗？

还是说，她要以此为借口，溜出去找保罗和爱玛？

整整一个上午，我一边陪着萨姆，一边绞尽脑汁地想这个可怕的怀疑究竟是真是假，然而却无能为力。

给萨姆做早餐时，我打开了厨房里的小电视机。

电视上在放新闻，镜头给到了我姐夫上司的上司的上司安迪·惠普尔，他正在就自己所做的慈善事业接受采访。

据马克姐夫说，惠普尔预测到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将公司的全部投资及时从股市撤出，转投避险领域，因此在金融业界声名大噪。

其他公司都损失惨重，但是惠普尔联盟最大的一支基金却暴涨百分之二十八，创造了业内奇迹。

作为一个金融世界的投资大师，他长得很不起眼儿：身材矮胖，下巴肥硕，头发很短，发际线过高。

他给市中心的一个青少年会捐了两千五百万美元，为此，记者正在对他歌功颂德。

我看着他的嘴一张一合，却没听到他在说什么。

我恍惚地想着他的钱。

如果我有两千五百万，我能摆脱眼下的困境吗？金钱能让爱玛回家吗？

由此，我展开了更多的幻想。

也许马克能帮我联系到惠普尔，然后惠普尔借给我一大笔钱，只要能保证爱玛平安归来，即使用余生来还上这笔债，我也心甘情愿。

又或者，两千五百万美元也无济于事？惠普尔有庞大的金钱资源，可我也手握司法权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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