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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海军大臣西乡从道与大山岩一样,都是伯爵。

同一天,敕令设置了临时陆军中央金柜部:“战时或临事变之际设于东京,掌管临时陆军经费之收支及决算报告事宜。”

明文规定这是一个完全独立于司法、立法部门的战费财政部,可以借机密之名,自由地动用巨款。

于是,军费锁在密室里,报道以所谓“大本营发表”

的形式垄断。

6月9日,各报馆刊登了同一条消息:

鉴于朝鲜国内,内乱频仍,其势日益猖獗,该国政府又处于无力镇压情况之下,为保护在该国之我国公使馆、领事馆及国民,特派军前往。

不久前,中国政府已照会我国政府出兵朝鲜国,据此,我国政府亦如前约,出兵赴韩,并将此意立即电告中国政府。

大鸟圭介从东京出发的日子,正是设置大本营的6月5日。

伊藤首相在大鸟公使出发之际训示:“你到了那里,同那个年轻人——袁世凯好好研究一下,尽可能稳妥地收拾局面。

同袁世凯一说,他就会明白,因为他的后面还有李伯(李鸿章)在。

我也马上同李伯联系!”

但是,大鸟去陆奥外相那里,陆奥却说:“不管怎样,我得先说一句,你要把事情和平收场。

这就是,嗯,所谓开场白吧!”

这不是一句直截了当的话。

大鸟立刻觉察出,他的话同首相的训示有些微妙差别。

“关于朝鲜的事,”

陆奥外相继续说道,“比起任何国家来,日本帝国都应当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

这就是大前提。

如果用和平手段达不到这个大前提,就不能再拘泥于和平方法,就要毫不犹豫地破坏和平。

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都由作为外交大臣的我来负责。”

“我明白了。”

大鸟答道。

“不必担心干过了头,明白我的意思吧?看准时机,坚决干它一场!”

陆奥外相似乎想确认对方是否弄清了他的真意,端详了一阵大鸟的脸色。

陆奥的《蹇蹇录》中有一段关于大鸟出发前的记述:

我在大鸟公使将要从东京出发时,详尽地给了他几条训令。

其中,关于今后朝鲜的局势问题,我告诉他:除非万不得已,应以和平手段结束事态为第一要义。

不过,当前的形势已非常紧迫,倘若时局遽变,无暇向本国政府请示,则允许该公使适当考虑,临机应变。

上述训令似有表里不一之嫌,但在如此形势之下,对派驻外国之使臣给予非常之权力,亦实属不得已也。

从字面上看,陆奥确实做了“表里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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