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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泳骏是兵曹判书,即国防大臣,他的“借兵论”

最先在5月16日的阁僚会议上提出,但遭到否定。

依据中日《天津条约》,如果中国出兵,日本也将出兵。

这样一来,朝鲜国土必将被蹂躏,与其如此,不如接受东学党的要求,处罚贪官污吏,改革政治,解决当前的紧迫问题。

——反对借兵者也振振有词。

不过,应允掀起暴乱的东学党的要求,就是屈服于叛军,不啻现行体制的崩溃。

东学党气势正盛,即使政府想妥协,他们会同意吗?这是毫无把握的。

再说,谁去谈判呢?

闵泳骏至少唱了半个月的借兵论,并且不断地和袁世凯联系。

袁世凯最怕的是日本出兵,而他的主子李鸿章怕得更厉害。

李鸿章一再指示袁世凯:“要注意日本的动向。”

袁世凯从大鸟公使那里得到的印象是:“日本对中国极其友善。”

这是他把同大鸟圭介个人的关系与同日本政府的关系混同了。

袁世凯将朝鲜政府的请求和他的意见电告本国。

日期是6月1日。

这一天,日本公使馆书记官郑永邦会晤袁世凯。

郑永邦,这是个中国名字,但他是纯粹的日本人,并且是日本的外交官。

他的祖辈从中国来到长崎,几代人都以“通事”

为业。

袁世凯会见郑永邦时,总觉得格外亲切。

代理公使杉村深知袁世凯的这种心情,故意让郑永邦同他接近。

杉村认为,郑永邦的话容易为袁世凯所接受。

“血浓于水”

,这一古老的信念,在袁世凯的意识中是存在的。

他认为身上流着汉族血液的郑永邦,不会做出损害祖先的祖国——中国的事情。

他甚至还以为,郑永邦肯定会瞒着上司采取一些有利于中国的措施。

明治初年,正是日本国家意识高涨的时期。

身上流着外国人血液的郑永邦,绝不似袁世凯所想象的那么单纯。

郑永邦正因为有这么个姓氏,所以才更想当一个比谁都爱国的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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