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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伊藤博文是宫内卿,还没有组阁。
相当于总理的是太政大臣,由公爵三条实美担任。
但是,真正的实权者是伊藤,这是人人皆知的。
废除太政官制是在当年的十二月,同时组成了第一届内阁。
被任命为第一任总理大臣的,自然就是伊藤博文。
日本派出最高实权者伊藤博文,清廷也以最高实权者李鸿章相迎。
谈判在直隶总督所在地天津举行。
驻中国的日本公使榎本武扬自然要担当伊藤、西乡两代表的助手。
这时期,日本国内的领导集团分为软、硬两派。
伊藤博文、井上馨近于和平派,黑田清隆最为强硬,驻北京的榎本武扬也属于强硬派。
辅佐清方首席代表李鸿章的是吴大瀓和续昌两人。
袁世凯在家悄悄地等待着“飞电”
——他认为会委任他为谈判委员,让他参加会谈的电报很快就能飞来。
但是,李鸿章认为,在这个关键时刻,袁世凯不抛头露面为好,因为日本方面的怨气正集中在他一人身上。
驻日本的中国公使徐承祖在密电中也提到:“日廷拟请惩办驻韩诸华将。”
这封电报报告了东京的政治空气。
日本代表团怒气冲冲地来到中国,如果把指挥“诸华将”
的袁世凯摆在谈判桌上,只会是火上浇油。
袁世凯在项城等了又等,始终没有“飞电”
传来。
“即使我不去,那批材料也肯定会派上用场。”
他只好以此来自我安慰。
在天津的谈判,自4月3日起,到16日止,进行了六次,总算达成协议,在18日举行签字仪式。
这就是中日《天津条约》。
内容只有三条:
一、在四个月内,两国撤走驻朝军队。
二、两国撤兵后,不派遣训练朝鲜士兵之教官。
劝告朝鲜国王委托两国以外之外国教官。
三、将来如发生重大事件,两国向朝鲜派兵时,应先互行文知照。
终于未触及“甲申政变”
的责任问题。
清廷诸将,特别是袁世凯的处罚问题,被李鸿章顶回了。
李鸿章手里有袁世凯提供的大量材料,有吴大瀓的查办报告,日本方面强调处罚和赔偿,他就用“并无确证”
予以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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