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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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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二十一岁那年

友谊医院神经内科病房有12间病室,除去1号2号,其余10间我都住过。

当然,决不为此骄傲。

即便多么骄傲的人,据我所见,一躺上病床也都谦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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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和2号是病危室,是一步蹬天的地方,上帝认为我住那儿为时尚早。

19年前,父亲搀扶着我第一次走进那病房。

那时我还能走,走得艰难,走得让人伤心就是了。

当时我有过一个决心:要么好,要么死,一定不再这样走出来。

正是晌午,病房里除了病人的微鼾,便是护士们轻极了的脚步,满目洁白,阳光中飘浮着药水的味道,如同信徒走进了庙宇,我感觉到了希望。

一位女大夫把我引进10号病室。

她贴近我的耳朵轻轻柔柔地问:“午饭吃了没?”

我说:“您说我的病还能好吗?”

她笑了笑。

记不得她怎样回答了,单记得她说了一句什么之后,父亲的愁眉也略略地舒展。

女大夫步履轻盈地走后,我永远留住了一个偏见:女人是最应该当大夫的,白大褂是她们最优雅的服装。

那天恰是我21岁生日的第二天。

我对医学对命运都还未及了解,不知道病出在脊髓上将是一件多么麻烦的事。

我舒心地躺下来睡了个好觉。

心想:十天,一个月,好吧就算是三个月,然后我就又能是原来的样子了。

和我一起插队的同学来看我时,也都这样想,他们给我带来很多书。

10号有6个床位。

我是6床。

5床是个农民,他天天都盼着出院。

“光房钱一天一块一毛五,你算算得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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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说,“‘死病’值得了这么些?”

3床就说。

“得了嘿,你有完没完!

死死死,数你悲观。”

4床是个老头,说:“别介别介,咱毛主席有话啦——既来之,则安之。”

农民便带笑地把目光转向我,却是对他们说:“敢情你们都有公费医疗。”

他知道我还在与贫下中农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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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不说话,1床一旦说话即可出院。

2床像是个有些来头的人,举手投足之间便赢得大伙的敬畏。

2床幸福地把一切名词都忘了,包括忘了自己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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