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第三部分
在此同时,写作此书的背景也包括一些思索:关于人们的道德判断,以及关于我们每个人所作所为的历史意义。
对许多我的同辈来说,他们为哪一边作战,全是由机运决定。
他们的角色经常唐突对换:死忠的法西斯分子会变成游击队员,反之亦然。
不管他们是为哪一边作战,他们都杀人,也都被人杀。
唯有死亡才能让他们的政治选择凝止不变。
(帕维瑟写出这种情境了:「每一位罹难者和每一位幸存者都很相像;罹难者问幸存者,凭什么是我死你活?」,《丘上之屋》(Lacasaincollina)的最后一页如此写道。
当时帕维瑟正夹在两种情绪之间:他一方面懊悔自己没有加入战斗,另一方面又想真诚辩解自己为何拒绝加入。
)
※
看哪:我已经发现铺陈这篇序文的方法。
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在战争结束之后,我企图描述第一人称的游击队经验,或描写一名肖似我自己的主人翁。
我写了一些短篇小说,有些加以发表了,另一些则丢进字纸篓。
我的写作进度很笨拙。
我一直没有办法彻底镇伏多愁善感与道德主义的激情。
总是有些地方出了差错。
对我来说,我的个人史看来是卑微的、低贱的。
有些事物对我而言极其重要──而我在面对这些事物的时候,心里满是矛盾情绪,顾忌再三。
我开始撰写不一样的小说,故事里不再有我自己出现,此后一切顺利:语言、韵律、形貌都精准而有效率。
我越将小说写得客观、无我,这样的小说就越能取悦我自己──以及别人。
我将这些小说带给给同行人士,他们都是我在战后早期所认识的文友──米兰的维多利尼、都灵的金芝柏(注20)──他们看了这些小说之后,都不再有负面意见。
于是我终于知道,小说只要越无我、越客观,就越是属于我。
自此,「客观」写作的天赋对我而言似乎再也自然不过了;那时我根本没想过自己很快就要丧失这份天赋。
我的十足信心推动了每一篇小说,小说存在的空间就是我知之甚详的世界:「我的」经验就是这个小说世界,他人的经验资益了我的经验。
正因为我将历史意义、道德与情感收藏隐匿起来,它们才得以存在。
我在组织里识得一位少年游击队员。
当我着手计划一篇以他为角色的小说时,我并不觉得这一篇小说会比我的其它短篇小说来得要长。
但,这一则短篇小说后来为什么转变成一部长篇小说呢?因为──我后来才明白──小说主人翁和我之间的认同关系变得复杂了。
少年宾这个角色和游击战之间的关系,象征呼应了我自己和战争之间的互动历程。
宾的自卑感──他处于难以理解的成人世界中──应和了我自己的自卑,他和我的处境相同,只不过我属于中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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