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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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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岁的时候我们又搬家了,搬到圣玛丽河[1]边一幢狭小的木屋里,苏圣玛丽市[2]的上游。

这座木屋我们只租了一个夏天,但现在它就是我们的家了,因为我们也没有别处可去。

木屋光线昏暗,有一股老鼠的臭味,逼仄不堪,之前的房子里没有寄存掉的东西把里面塞得满满的。

相比之下,我和姐姐大部分时间都喜欢待在外面。

屋外有一片短短的河滩,河滩的尽头,五彩斑斓的木屋——绿色配白色,栗红色配知更鸟蛋壳的蓝色,棕色配黄色——像鞋盒一样整排立着,每栋木屋都有一间颜色相配的厕所,隔着一段不很卫生的距离,搭在后面。

但我们被禁止下河游泳,因为这里水流湍急。

据说曾有孩子被河水卷走,冲到瀑布急流、运河水闸和苏市阿尔格玛钢铁厂的炼钢炉火那里,阴天的晚上,我们有时能从卧室的窗口看到那炉火,在云层中间闪着暗红色的光。

不过我们可以去踩水,在不超过膝盖的地方,我们会站在水里,几缕零星的水草缠在脚腕上,朝划过河面的湖船[3]招手,我们离船那么近,不但能看到船尾飘扬的旗帜,翔集的鸥鸟,船员呼应我们的时候,连他们的双手和脸庞的轮廓也看得一清二楚。

然后河水便会翻涌上来,漫过我们的大腿,直冲到腰际,打湿身上那件连着灯笼短裙的泡泡纱泳衣,我们就会高兴地尖叫。

母亲通常就在岸边,正在阅读或是与人交谈,并不太注意我们,有时听到尖叫,还误以为我们溺水了。

或者,事后她会说,“你们跑到水深过膝的地方去了,”

可姐姐总会解释,那只是货船扬起的水波。

母亲就会望着我,看看她说的是不是实话。

和姐姐不一样,我每次说谎都会被识破。

那些湖船庞大笨重,收放船锚的窗口锈迹斑斑,巨型烟囱突突地冒出团团灰烟。

每当它们拉响汽笛、接近水闸的时候总会如此,木屋的窗户就会格格作响。

对我们而言,它们神奇无比。

有时候,船上会有东西掉下来,或是给人扔出来,我们就急不可待地望着那些漂浮物,沿着河滩奔跑追逐,等它们冲到近岸,就蹚着水去捞。

通常这些宝藏只不过是空了的纸板箱,或者穿了孔的破油罐,缓缓地向外渗着深棕色的燃油,百无一用。

有几次,我们拿到了运输柑橘的木箱,用来做了秘密基地里的橱柜和凳子。

我们喜欢小木屋,部分就是缘于有地方建造这些秘密基地。

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的余地,因为我们一直都住在城市里。

就在之前,我们住在渥太华[4]一幢陈旧的三层红砖公寓底楼。

楼上住着一对新婚夫妇,妻子是英格兰新教徒,丈夫是法国人,信天主教。

他在空军服役,经常不在家,但放假回来的时候总要把妻子痛打一顿。

每次都是晚上十一点多。

她就会逃到楼下来找我的母亲,她们坐在厨房里喝茶。

那个妻子抽泣着,不过声音很轻,免得把我们吵醒——母亲坚决这样要求,她主张小孩子要睡足十二个小时——露出青肿的眼睛或是脸颊,低声说着他酗酒的事情。

差不多一个小时之后就会传来慎重的敲门声,那个空军飞行员,穿着全套制服,他会彬彬有礼地问母亲,能否让他把妻子带回楼上,她该去的地方。

是宗教信仰上的分歧,他会说。

再说了,他已经给了她十五美元去买食物,她却只给他吃油炸金凤鱼。

一个月没有回家了,一个男人指望吃上一顿丰盛的烤肉,猪肉或者牛肉,难道母亲不同意吗。

“我会闭紧嘴巴,睁大眼睛。”

母亲这样回答。

她从来没觉得他醉得有多厉害,不过这种看上去彬彬有礼的人,你根本不知道他们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这些事情我本来一点也不该知道。

父母要么是觉得我年纪太小或者性格太乖;但我的姐姐,她比我大四岁,他们会向她透露一点,她再添油加醋地转述给我听。

我看到过那个妻子几次,在我们家门外的楼梯上上下下,有一次她的一只眼睛的确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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