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 节 黄碟案自己在家看黄碟警察能不能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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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令人钦佩地回答了其提出的问题。
但不幸的是,它提的问题错了。
——斯蒂格勒??[1]
借助一个具体法律事件,所谓「黄碟案」(鉴于其最终也未进入诉讼,因此严格说来不是「案件」),以及围绕这一事件的法律话语,本试图梳理一下相关部门法学者在思考和分析这一事件时实际运用的知识。
梳理的结论是,当代中国的主流法理话语大致属于学术上的自由主义传统,日益强调保护公民生命、自由和财产,包括个人的隐私和价值偏好。
但我发现,并以本系统分析论证,这是一种被法律人阉割了的教条化的自由主义,不仅不完整,视野过于狭窄,还太爱重复一些政治正确的法律关键词,对法律事实和重要细节缺乏足够的敏感、考察和分析,对中国城乡社会以及乡村司法和执法的真实语境也缺少关注和理解。
一句话,表现了太强的法教义学倾向。
我的批评容易被人指责是以偏概全;但从个案透视整体,我也只能以偏概全。
这也不是全无道理,非但「一沙看世界,一花见天堂」??[2]??,而且谁都只能首先从一个视角切入,一般性判断无不首先来自具体经验。
甚至,只要不是全数据分析,任何取样分析其实与此的区别也就是100步与50步之别。
这种判断会错,我愿意承认这一可能,却不因此就终结讨论,相反更想引发学人的反省,努力开发法律分析的能力,发展中国的法理,更重要的是完善中国法治实践。
争点的界定
2002年8月18日晚,延安市宝塔公安分局万花山乡派出所民警接到群众举报电话,称毗屹堵村有户居民家正播放黄碟。
11时许,一名警察,与三名身着警服、据称因未授警衔所以未佩带警号的民警(辅警?)前去调查。
播放黄碟的张某毕业于宝鸡市卫校。
毕业后,张在宝塔区万花山乡毗屹堵村开了家诊所,由两个通透的商业门面房构成。
房屋靠后有一床,张某夫妇俩晚上就住在这里。
诊所面对该村大道,紧邻房屋也全都是商用门面。
民警到来后从后窗看到里面确实有人放黄碟,就敲门进去;除了收缴了黄碟外,警察还试图扣押VCD机、电视机。
张某不让,抡起一根木棍砸向一名民警,该民警手被打肿,两民警受伤。
民警以妨碍警方执行公务为由,将现场收缴的作为播放淫秽录像证据的3张淫秽光碟以及电视机、影碟播放机一起带回派出所并留置。
次日,张某在向派出所交了1000元暂扣款后被放回。
??[3]
8月20日《华商报》第一次报道了这一事件??[4]??,立刻引起媒体和群众的广泛关注。
??[5]??在从中央到地方政府??[6]??、从媒体到学界的巨大压力下,尽管宝塔公安分局试图以各种方式抵抗??[7]??,仍以全面失败而告终。
2002年最后一天,事件有了最终结果。
当事人与当地警方及有关部门达成协议:警方向当事人赔礼道歉;有关部门一次性补偿当事人29137元(医疗费、误工费等),对事件有关责任人作出相应处理(万花派出所所长贺宏亮及警长尚继斌待岗察看;警察任杰被清退,离开公安队伍)。
??[8]
在媒体与学界的合谋下,这个事件从一开始就被界定为公权力与个人隐私的冲突??[9]??;后续也就基本按这一路子走下来了。
观点——就各类媒体能见到的——一边倒,大致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政府无权干预诸如夫妻在自家中看『黄碟』这种不损害他人的事」。
我完全同意这一原则。
鉴于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确实有政府管得过多过宽的现象,提出这一原则,并予以某种宣传,是有针对性的,对于中国社会的转型甚至很有必要。
但我们在此讨论的是一个具体法律事件,任何严肃的讨论都必须基于对事件事实的认真梳理、考察和分析,而不能脱离事件,不关心细节,一般性地讨论一些正确的法律原则或改革理想,那一定会止步于一种粗糙的法治宣传,甚至变成法治意识形态蛊惑。
但直到我写作此文之际,这一事件仍有许多情况不十分清楚,也不完整,因此很难更细致地分析讨论。
例如,此事件涉及的执法事实就很有争议,许多细节都可能有重要法律实践意义,甚或学术意义。
又如,当公民感到执法不公甚至违法之际,公民应当即以暴力反抗执法,就如此案中张某那样行为,还是应事后寻求司法救济,这对于中国法治也有重要实践意义。
但鉴于这一事件目前已有结果,估计也不再会有人去调查更多细节,也未必值得——有所取舍,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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