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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在写作晚清的五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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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最后十八年》写作开始于2011年,现在回想起来,为什么要写它,一切都好像是注定。

很多的细节都记不太清了,印象中最深刻的是当时看到的一则新闻——湖北武汉投资200多亿筹备辛亥革命百年庆典,当时就有一个念头:这是纪念辛亥革命最好的方式吗?动笔之后,一开始是把它放在了天涯网上的,与网友们互相讨论和交流。

一年多以后,它被评为天涯网“2012年度十大作品”

,于是进入出版程序,和读客图书谈合作。

我很佩服出版方在一个帖子还没有写完的时候,就和我签了出版协议,也很感谢他们后来为这套书的出版所做的工作。

那时我已在《旅伴》杂志社工作九年,26岁时从记者、首席记者做到了执行主编,写帖子需要占用全部的业余时间,包括每一个晚上和周末。

有一天我接到了女友的短信,她说:在我的观念里,写作是可控的,恋爱才是不可控的,但你对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是可控,只有写作对你来说才是不可控的,我们分手吧。

当时她在电视台工作,工作繁杂忙碌,在她特别需要关心和倾诉的时候,我总是不在她身边。

我原本以为我的写作生活就要这么继续下去,直到2013年夏天我接到一个电话。

那天舅舅从长沙打电话过来,说我老兄可能是得了一种怪病,他瞒着父母偷偷跑到湘雅医院来住院,几天后就要进手术室了。

老兄在深圳开了一家塑胶模具工厂,固定资产做到了几千万,但仍然是一个夫妻店,他负责业务,嫂子负责财务,小孩还在上学,在生病的时候,就没有人可以去陪伴,因为工厂还需要运转,每天还有事情都要处理,工人还需要发工资。

我从杂志社请好假,跑到长沙去陪伴老兄。

八个小时的手术过后,大夫告诉我:情况很不乐观。

在他们开会诊会议的时候,我在旁边,我听到了“六个月”

这样可怕的词语。

安顿好老兄后,我一个人跑到医院的楼顶上,号啕大哭了半个小时。

我觉得人生很荒诞,几天前我还只想着如何做好杂志选题,现在只能一个人躲在楼顶哭泣。

然而我也作了一个决定,当我回北京办好辞职手续再回到湘雅医院病房时,我发现老兄一直直勾勾地盯着我手中巨大的行李箱。

我告诉他:我们是从小一块长大的,我不甘心,我一定要想办法把你的病治好。

我每天睡在病房里,照看输液,买饭喂饭,端屎端尿,洗衣服,去旁边的民居给老兄做好吃的,陪他聊天解闷,搀扶他走路,去楼下晒太阳,抽空的时候就联系国内外一切可能的医药信息。

有一天,同病房里另一个陪床的壮汉突然塞给我一袋熟食,说这是他特意回家亲手做的。

他说:“小伙子我觉得现在像你这样的年轻人不多了,你对你父亲真是太有耐心了。”

我告诉他,这不是我父亲,他是我老兄。

这个人听后怔住了,他拍着我的肩说:“相信我,兄弟,你们是会创造奇迹的!”

那一刻我跑到楼道里哭了。

我知道老兄其实是最不容易的。

自小我和老兄“画风各异”

,我沉浸在书本世界里,老兄却更爱玩闹,用学费买衣服,和人谈恋爱,打架,下馆子,花钱大手大脚,后来读到高中死活不读书了,一会儿要去学武术,一会儿又跑去做音箱生意,大半年的时间把家里的积蓄亏得精光,不得不南下广东,从工厂的一名保安做起,这才开设工厂。

我是职场人士,有了事还可以辞职一走了之,他却不能“辞职”

,哪怕是进了医院,两部手机还是响个不停,还要处理很多的事情。

我只能用心去照顾他。

病房里经常有需要你在一分钟之内作决断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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