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难忘的一位学者为钱穆定位
钱穆昨天死了,活了九十六岁。
我认识钱穆在三十八年前,1952年。
那时我是高二学生,由于徐复观的儿子徐武军的介绍,钱穆和我做了一次谈话,他为人谦和,给我很深的印象;我年少多才,大概也给他一些印象。
第二年他回香港,收到我质疑他书中错误的信,他回信给我、送书给我,对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人如此因材施教,真可看出他具有教育家的风度。
按说以钱穆对我的赏识、以我对他的感念,一般的读书人,很容易就会朝“变成钱穆的徒弟”
路线发展,可是,我的发展却一反其道。
在我思想定型的历程里,我的境界,很快就跑到前面去了。
我十八岁以后,未再跟钱穆有任何来往,并且三十多年来,对他有不少批评,如今钱穆死了,看到报上的胡乱报道,感而对他有以定位如下:
一、钱穆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大体上很有成绩,当然也闹大笑话。
例如他考证孙武和孙膑为同一个人,并以此成名。
但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的古墓“孙子”
出土,证明了孙武是孙武、孙膑是孙膑,证明了所谓朴学,不过乃尔!
二、钱穆的史学是反动派的史学。
他在《国史大纲》开宗明义,说一国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
“至少不会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以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
事实上,真正的历史家是不可以这样感情用事的。
钱穆的史学却是搅成一团的产品,他似乎对“本国以往历史”
太“满意”
了,结果做了太多太多的曲解与巧辩。
今天《中国时报》登“论民国以来史学,无出钱先生之右者”
(龚鹏程语),全是胡说。
民国以来的史学家,在解释上,高过钱穆的太多了。
钱穆的老师吕思勉就出其右。
老师前进,学生落伍,只有钱穆那种自成一家的迂腐,才有此怪现象!
三、今天《联合报》登“民初有南钱(穆)北胡(适)之称”
(张玉法语),也全是胡说。
钱穆以一中学毕业生、一中学教员,受胡适提拔,北上入京,已是1930年以后的事,又何来“民初”
?钱穆声名,也从未达到有南北之说与胡适相对过,这是今日贴金耳。
不过,在胡适有生之年,在钱穆七十四岁以前,他未能成为“中央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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