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难忘的一家书店书店之死
小时候在北京,喜欢读课外书。
课外书中,以开明书店的出版品,影响我最大。
“开明青年丛书”
、“开明文学新刊”
、“开明文史丛刊”
、《中学生》月刊、《开明少年》月刊等等,都是我最喜欢的。
由于喜欢它的出版品,连带也喜欢上那家书店。
在北京,我去过它在琉璃厂的分店;在上海,我去过它在福州路的总店。
北京的分店比较大,上海的总店就小多了,但不论大小,比起附近的老字号书店像商务印书馆、像中华书局来,都寒酸得不成样子。
虽然如此,但开明书店给青年人一股朝气,它是左派的书店,比起它来,任何老字号的书店都显得尸居余气了。
开明书店不单在北京有分店,在南京、重庆、成都、汉口、广州、长沙、杭州、南昌、昆明也都有分店,最后一个分店,设到了台北,在台湾光复后,它把触须延伸过台湾海峡,使在台湾的中国人一同感染它的朝气。
不过,这股朝气还没感染了多久,国民党伪政府就撤退到台湾来。
这个伪政府既跟大陆断掉了锁链,在它狭窄的视野下,凡是大陆书店在台湾的分店,都要被迫剪断了连锁。
商务印书馆改名叫“台湾商务印书馆”
、中华书局改名叫“台湾中华书店”
,开明书店也未能幸免,它改名叫“台湾开明书店”
。
比别人更惨的是,由于它是左派书店,它的出版品,大量地被查禁了。
纵使内容不涉及政治的书,也因作者没有来台,变得只敢印该书,作者名字却不敢印出了。
于是,叶绍钧编的《十三经索引》,变成了“本店编”
;夏丏尊、刘薰宇编的《文章作法》,变成了“本店编”
;吕叔湘的《文言虚字》,变成了“本店编”
;张沛霖的《英语发音》,变成了“本店编”
;王峻岑的《数字列车》、黄幼雄编的《电动机》、陈岳生编译的《原子能与原子弹》等等,等等,也都变成了“本店编”
。
只要人在大陆,哪怕是你编的谈数学的、谈电动机的、谈原子能与原子弹的书,也都不能把作者抛头露面!
“本店”
代替了大陆的一切,令人有点哭笑不得。
上面这种表态、这种小心翼翼,其实还是不够的。
于是,台湾开明书店啊,开始明目张胆地印出刘清波的《三民主义纲要》了、印出芮和泰的《三民主义总复习》了、印出李华柱的《国父革命之学》了——一个开明的书店降格到出版这种不开明的党八股,它的无奈,也就可想而知了。
跟大陆上的开明书店不同的是,台湾的开明书店,坐落在台北中山北路,距坐落重庆南路的老字号的书店很远。
它孤零零地在中山北路一段77号开起店来,店面开得极不景气,推门进去,书架分格未扫、书本尘封未除,冷冷清清、疏疏落落,一眼望去,令人备感凄凉。
去中山北路太不方便,我在大学时候,每年会去上一次,有点似曾相识之感的,是我看到那位衰老的店员索非先生。
索非先生编有《世界语入门》,开明书店出版,算是唯一跟大陆发生连锁的老作者。
他不晓得我知道他就是索非。
他的《世界语入门》,书如其人,也早就落伍了,但他在那儿,多少还流露出一股味道。
不过,似曾相识之感很快就被沧海桑田之感取代,索非先生人如其书、书如其店,他象征了一个书店的没落——政府可以流亡,书店不能流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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