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在我的记忆中，英国所辖耶路撒冷的最后一个夏天就是这样：从绵延的山坡上蔓延开来的一座城市。

并非一座真正的城市，因为居住区全被蓟草和碎石分割得七零八落。

英国装甲车有时停在街道拐角，它的掩体几乎关闭了，就像强光照得人眼睛无法睁开。

装甲车上的机关枪正对着前方，就像伸出的手指：就是你！

黎明时分，男孩子们会出去把地下组织的标语贴在墙上和路灯杆上。

星期六下午，客人们会在我们家后院喋喋不休地争论，喝着一杯杯滚烫的热茶，吃着妈妈做的饼干。

（我会帮她在柔软的面团上刻上星星和花样。

）在争论过程中，客人们和我父母都会使用迫害、灭绝、救赎、情报人员、遗产、非法移民、围困、示威、哈吉·阿明12、极端主义者、基布兹、白皮书、哈加纳13、自我克制、定居点、匪帮、世界良知、暴乱、抗议、非法移民等词。

偶尔，会有一位客人，通常是一言不发的一位客人，他瘦骨嶙峋、面色苍白，颤抖的手指间夹着香烟，衬衣扣子一直扣到脖颈，口袋里装满了笔记本和纸条，他会情不自禁地迸发出礼貌的火气，大喊“像送去屠宰的羔羊”

、“受保护的犹太人”

之类的话，接着他会急急忙忙地加上一句，像是要纠正错误的表达：“但是我们绝不让自己四分五裂，天理不容，我们在同一条船上。”

楼顶空荡荡的洗衣房里装上了洗脸池和电灯，从柏林来的裁缝拉扎鲁斯先生搬了进去。

他个头矮小，点头哈腰，不住地眨着眼睛，即使是在盛夏，他也总是穿一件破旧的灰西装和马甲。

脖子上挂着一根绿色卷尺，像条项链。

据说，他的妻子和女儿都让希特勒给杀了。

而拉扎鲁斯先生又是怎样活下来的呢？有种种猜测。

种种传闻。

莫衷一是。

我自己也琢磨不透：他们知道什么？毕竟，拉扎鲁斯先生本人从来没有讲过那边究竟发生过什么。

他在门口挂了块纸牌，上面一半写着德文，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另一半是他让我妈妈用希伯来文给他写下的“柏林高级裁缝和剪裁师。

承做各种活计。

式样翻新。

款式新颖。

价格合理。

保证信誉。”

过了一两天，有人把写着德文的那一半撕了下去：我们无法忍受在这里使用刽子手的语言。

爸爸从箱子底找出一件开襟毛线衣，送我到楼顶，有劳拉扎鲁斯先生把扣子换掉，把接缝缝得结实些。

“其实，就是件破衣服，也许穿不着了，”

爸爸说，“可他在上头似乎饿着要吃面包，施舍总是让人不快。

因此把这件衣服拿过去。

他可以换换扣子。

挣几个皮阿斯特。

让他感到自己在这里受人欣赏。”

我妈妈说：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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