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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处可见欧洲那个应许之地的各种使者。

比如说小矮子,我指的是白天支撑百叶窗使之敞开的小个子男人,那些小小的金属造型。

每当你想关上百叶窗,你就旋转它们,于是整个夜晚它们都倒悬着头。

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克拉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就是这样被倒挂在那里的。

那是恐怖的一幕,可怕的一幕,恐怖和可怕的并非他们被绞死的事实,他们罪有应得,恐怖和可怕的是他们倒悬着。

我有点同情他们,尽管我不该如此。

你发疯了吗?同情墨索里尼?与同情希特勒几乎一模一样!

可是我试验过,我用双腿夹住墙上的一根管子,大头朝下,几分钟过后,血液全部涌向头部,我感到犯晕。

墨索里尼及其情妇被那样倒挂在那里不仅仅是几分钟,而是三天三夜,是在他们被处决之后!

我认为那是极其严酷的惩罚。

即便是对刽子手。

即便是对情妇。

并非我对情妇这一概念一无所知。

在那年月,整个耶路撒冷一个情妇也没有。

有“女伴”

,有“伴侣”

,有“具备双重含义的女性朋友”

,甚至有各种各样的风流韵事。

有这样小心的传言,比如说,车尔尼安斯基先生和鲁帕汀的女友之间有一腿,我的心怦怦直跳,意识到“有一腿”

是个神秘致命的表达方式,将甜蜜、可怕、丢脸的东西隐藏起来。

可情妇呢?全然是《圣经》上的东西,比生活伟大的东西。

不可思议。

也许在特拉维夫有这样的东西,我认为,他们总是拥有我们这里不存在或者被禁止的东西。

我差不多是自己开始读书的,那时我还很小。

我们还有什么可做的呢?那时的夜晚比现在的漫长,因为地球自转速度比较缓慢,银河系比现在自在。

电灯光惨淡昏黄,经常因停电而中断。

直至今日,冒烟的蜡烛或煤油灯的气味还会让我产生读书的愿望。

由于英国人在耶路撒冷实行宵禁,晚上七点我们就被限制在家里。

即使没有宵禁,在那时的耶路撒冷,谁愿意摸黑出去?一切关闭得严严实实,石街分外空寂,每个经过那狭窄街道的路人都要拖上三四个影子。

即便没有停电,我们也总是生活在黯淡的灯光下,因为节约至关重要。

父母把四十瓦的灯泡全部换成了二十五瓦的,不光是为了节约,主要是因为灯光明亮造成一种浪费,浪费是不道德的。

我们这套小房子里总充斥着人权的痛苦:为了印度饥饿的孩童,我得把我盘子里的东西吃得一干二净;从希特勒地狱里活过来的幸存者,被英国人运送到了塞浦路斯的拘留营;衣衫褴褛的孤儿,仍旧在饱受蹂躏的欧洲大陆那白雪皑皑的森林里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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