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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安穆拉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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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我经常自称是在巴勒莫区长大的。

现在我知道那只是文学夸张,实际上,我的家是一道长栅栏另一边的一幢带花园的房子,里面有我父亲和祖辈的藏书室。

人们告诉我说,拐角那边才是玩刀子和弹吉他的巴勒莫;一九三○年,我写了一篇评论郊区诗人卡列戈的文章。

不久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和埃米利奥·特拉帕尼相遇。

我有事去莫隆,坐在窗口的特拉帕尼喊我的名字。

我和特拉帕尼曾是泰晤士街小学的同桌同学,过了这么多年,我一时认不出他了。

罗伯托·戈德尔肯定还记得他。

我们一向不很亲近。

时间使我们更加疏远,互不关心。

现在我记起是他把当时下层社会的俚语切口解释给我听的。

我们没话找话,谈了一些琐碎的事情,还提到一个只记得名字的、已经去世的同学。

特拉帕尼突然对我说:

“我借到一本你写的关于卡列戈的书。

你在书里谈了不少恶棍的事情;博尔赫斯,你说你对恶棍有多少了解?”

他带着近乎惊恐的神情瞅着我。

“我有资料根据,”

我回说。

他打断了我的话:

“资料是空话。

我不需要什么资料,我熟悉那种人。”

他停了一会儿,然后像吐露一个秘密似的对我说:

“我是胡安·穆拉尼亚的外甥。”

上一世纪末期,在巴勒莫的刀客中间,穆拉尼亚的名气可以说是最大的。

特拉帕尼接着说:

“他的老婆弗洛伦蒂娜是我的姨妈。

也许你对此有些兴趣。”

他讲话时用了一些修辞学的强调语气和长句子,不由得使我怀疑他不是第一次讲这件事了。

我母亲始终不愿意她姐姐和胡安·穆拉尼亚一起生活;在她眼里,穆拉尼亚是个亡命徒;在我姨妈弗洛伦蒂娜眼里,穆拉尼亚却是实干家。

至于我姨父的归宿,传说很多。

有人说他某晚多喝了一些酒,赶车在上校街拐弯时从座位上摔了下来,磕碎了头颅。

也有人说他犯了法遭到缉捕,便逃往乌拉圭。

我母亲一向看不惯她的姐夫,根本不和我提他的事。

我当时还小,对他毫无印象。

独立一百周年前后,我们住在拉塞尔街一幢狭长的房子里。

房子后门通向圣萨尔瓦多街,老是上着锁。

我的姨妈住在顶楼,她年纪大了,有点怪僻。

她瘦骨嶙峋,身材很高,或者在我印象中好像很高,言语不多。

她怕风,从不外出,也不喜欢我们进她的房间,我不止一次发现她偷偷地拿走食物,隐藏起来。

街坊们说穆拉尼亚的死或者失踪使她受了刺激。

在我印象中,她老是穿黑颜色的衣服,还有自言自语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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