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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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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让他免于一死?”

指挥官看样子着实伤心,手指头落在我检讨书的最后几个字上。

他的另一只手拿着一支蓝色铅笔,选蓝色是因为斯大林也曾用蓝色铅笔。

他这么跟我说。

他还有一点像斯大林,是个对别人的材料百改不厌的编辑。

他没有哪一次不指出我检讨书里的错误和文不对题的地方。

他没有哪一次不督促我增删内容,或重新措辞。

“你虽没明说,但意思看得出来,说在我这里的日子生不如死。

这么说不大符合事实。

对吧?”

说这话时,他舒适地坐在自己的竹椅上,他这么说似乎相当合情合理。

我也舒服地坐在他为我准备的竹椅上,有那么一会儿,也觉得他这么说相当合情合理。

但我很快想起,就一小时前,我还一直坐在一间没有窗户、红砖搭建的单人牢房里呢。

自湄公河遭遇伏击后的一年里,我被关在那间牢房,一遍一遍不知写了多少份检讨书。

我刚重写的一份此刻就在指挥官手里。

“或许您看问题的角度与我的不同,指挥官同志。”

我说道。

过去一周,我没和任何人说过话,陡然开口,一下子还不太习惯。

“我是囚犯。”

我继续道,“而您管囚犯,因此,您可能很难体会我的心情。

反过来,我可能也很难体会您的心情。”

指挥官叹了口气。

我的新检讨书共计三百五十四页,厚厚一叠放在他椅子旁的桌上。

他将最后一页放到这叠检讨书上。

“我还得跟你说多少次?你不是囚犯!

那些男人才是囚犯。”

他说道,手指向窗外一排排房子。

那里关着一千名囚犯,其中,有湄公河伏击中的幸存者,包括当向导的老挝农民、赫蒙族侦察兵、满脑子哲学思想的队医、深棕色海军陆战队中尉、浅棕色海军陆战队中尉、邦。

“你的情况很特殊。”

他点上一支烟,“你是我和政委的客人。”

“大凡客人,说走就可走,指挥官同志。”

我顿了顿,观察他的反应。

我想他给一支烟,一旦惹他生气,便没指望了。

不过,今天,他难得好心情,眉头都没皱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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