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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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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万万没料到,第二周,瓦奥莱特给我打来电话。

“我不认为还有什么好谈的。”

我说道。

“他重新考虑了你的建议。”

她说道。

我注意到,这回,她说话用了完整句。

“他这人脾气急躁,不能心平气和听别人批评。

他可是第一次承认了这点。

冷静下来后,他认为,你还是提了一些可用的建议。

而且,你敢和他理论,他敬佩你这点。

没多少人愿意这么做。

我一直建议他,该有个顾问,你的表现让你成了理想人选。

我们需要一个熟悉越南、能在这方面把关的顾问。

越南的历史、服装、武器、习俗,总之,只要书上有的我们都研究过了。

余下是跟越南人打交道了,这方面你可以帮上忙。

菲律宾有越南难民,我们准备用他们做群众演员,需要有人和他们打交道。”

从遥远的地方飘来母亲沙沙的声音:“记住,你不比任何人弱一半,你比谁都强一倍。”

我出身贫寒,血统暧昧,它们是我的两个劣势。

尽管如此,因为母亲始终鼓励我、坚信我,我面对挑战抑或机遇,从不畏缩。

大导演给我开出的条件是,去热带天堂拍摄,工作跟带薪度假一样,为时四个月,拍摄再延长也不会延过六个月。

当然,如果当地叛乱分子哪天恶从胆边生,天堂或许就不那么像天堂,度假或许变成了打短工,酬劳或许也未必足付。

不管怎样,有一点肯定,我需要离开美国的难民生活喘口气。

少校的死令我自责,这种心情,如一天打好几个电话不屈不挠讨债的人,烦扰得很。

此外,我脑袋深处好像挤有一个天主教唱诗班,唱我的罪,唱诗班前排正中总站着酒仙少校遗孀。

葬礼上,我只给了她五十美元,但这笔钱已倾我所有。

这次为大导演工作,就算最后真的拿不到足付酬劳,因为食宿全包,也能攒些钱,可拿一部分帮助少校遗孀与他们的孩子。

孩子是无辜的,却遭遇了不公。

这方面,他们跟小时候的我一样。

不过,对我不公的不是生人,而是亲戚,我的几个姨妈。

家族人聚会时,姨妈们不愿我和她们的孩子一起玩耍;厨房里有好吃东西时,她们嘘声把我赶出厨房。

新年留给其他孩子的是美好温暖的记忆,留给我的却是一块块伤疤。

伤我的竟是姨妈。

我记忆里第一个新年是哪次呢?可能是我五岁或六岁过的新年。

当时,我跟姨妈的孩子们一起,等着到每个大人面前说些祝健康快乐的吉祥话。

我表情肃穆,忐忑不安。

轮到我时,我一字不落地说了背下的祝福话,也不像我的大多数表兄弟姊妹磕磕巴巴,很真诚,一心取悦大人。

可是,二姨没有赏我红包。

当时,母亲这边所有亲戚,男女老少,有母亲的父母,有母亲的九个兄弟姊妹,有我的三十六个表兄表弟表姐表妹,像在一棵虬曲多节大树树枝上栖着,大眼小眼瞪着我。

“我的红包不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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