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两家诊所和一家医院

《巴尔的摩太阳报》中的那张照片让我感到有点痛苦。

人们要我把它放在床头柜上，好像要我时时看着它。

这是我最愚蠢的形象，那是大半身转过来的一个侧影，我目光茫然，不知所措，瘦得不像人样。

头发剪得太短了，非常难看。

我好像换了一副下巴，像马一样的下巴。

我的大腿与手臂一样细，只有脸上的皱纹加粗了。

还是在那张可恶的照片上，人们让我穿上了一条围裙，挡住了我的裙子和胸衣。

啊！

不是画家的衣服或雕塑家的围裙，不是的。

而是一条印花围裙——一条百分之百做家务的围裙。

我想当那个瘦瘦的女人，当那个坏妻子坏母亲，她什么都不吃，差点死掉。

司各特给了我50美元买颜料：这是他最后的信件，最后的礼物。

我们是那么

相爱

同样也

那么互相伤害

我难以

呼吸

是什么东西让我们走到一起的？野心，跳舞，酒精——是的，当然，还有想出人头地的巨大欲望。

对我们来说，任何天空都不够高，不够强大。

我和司各特的父母都是老来得子。

年龄大的人生的孩子是有缺陷的，这大家都知道，这是经过证明了的。

我已有言在先：别对我寄予太大的期望，别想把我变成垂着乳房的小母牛。

我会生一个孩子也许两个，或者一个都不要。

我们相遇的那天晚上，爱吹牛的司各特说：“人生最大的保健，是冲动，是极端。

是威风地消耗自己，献出自己的一切，因为，这场文明大战，这个旧世界的屠宰场将不加区分地杀死我们大家。”

那时，我还是个乡巴佬——阔绰的乡巴佬，所以仍很自命不凡。

他呢，已经失去了社会地位。

他来自北方，来自文明人的家庭，冷漠而潇洒，显得非常神秘——甚至连他们当中最朴实的人也不例外。

马莎·基弗医生给司各特下了最后通牒，有两条：

要么停止喝酒；

要么继续接受她的治疗。

只有做到这两条她才继续给我治，否则她就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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