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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达雅典的大不列颠旅馆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去机场。

电话被接通到我要的柜台。

接电话的是一个男人。

我说的名字他不知道。

我拼给他听。

接着他要我的姓名。

他说：“请等一分钟。”

他几乎让我真的等了一分钟，但是最后我终于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带有希腊味的美国口音。

像是上一次我和艾莉森在那里见面时那个值班姑娘的声音。

“你是谁？”

“是她的一个朋友。”

“你住在这里吗？”

“是的。”

静默片刻。

我明白了。

几个小时以来我一直在培育着一个狂热的渺茫希望。

我低头望着地上的绿色旧地毯。

“难道你不知道吗？”

“知道什么？”

“她已经死了。”

“死了？”

我的声音一定是出奇地平静。

“一个月前在伦敦死的。

我以为每个人都知道了。

她服用了过量——”

我放下话筒。

我躺回到床上去，盯着天花板看。

过了很长时间，我才鼓起勇气下楼去喝酒。

第二天早上，我到英国文化委员会去。

我对过来关照我的人说，我出于“个人原因”

辞职了，但是我在不违背对马弗罗密查利斯的非正式承诺的前提下向他暗示，文化委员会并没有为如此荒僻的小岛输送人才的责任。

他听了马上得出错误的结论。

我说：“我并没有追逐男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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