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就在那两名探员离开公寓不到一小时之后，我便去了水族馆咖啡店。

这周的早些时候，安德鲁和我约好周六下午在那儿见面。

探员在下午3:20终于离开，我在洗了个澡并梳妆完毕之后，决定打电话给安德鲁。

我想换个见面的地点，去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除去水族馆咖啡店外的任何一家。

无人接听，我听到了答录机的声音。

“我们现在不在家。”

由三个愉悦的声音组成的家庭合唱团高高兴兴地宣布道。

安德鲁和桑德拉一年前分开了，但他始终没找到换掉这段答录机留言的勇气。

一个很长的哔声打断了他们女儿乔西的大笑声。

“是我，”

我边扭进大衣里，边对着门廊上那面镜子里的影像说道，“你已经出门了吗？”

我等了一会儿，希望他能回答。

真空吸尘器、拖把、桶和抹布都还在探员们突然到访前的位置，“好吧，没什么事。”

我挂断了电话。

水族馆咖啡店位于第六大道，毗邻公众图书馆，面朝北十街的拐角。

我走到玻璃门前，向里面扫视。

大门在我打开它时发出清脆的一声，在关上时又清脆地响了一下。

屋外很冷，刮着刺骨的大风，从熙熙攘攘的大街进入这静谧、几乎像热带一样温暖的咖啡馆的那条通道装修得十分漂亮。

我沉浸在各式各样的咖啡和糕点的香气中。

调子沉缓的钢琴和低音大提琴，还有特浓咖啡机散发出的香味舒缓了我冻僵的耳朵。

有一张临窗的桌子还空着。

我脱下外套，向侍者点了杯卡布奇诺。

那一对调查员，像俩保镖似的在我心里挥之不去。

他们像是一直跟到了这里，坐在了旁边空着的椅子上。

我保持了表面的冷静，带着自在的表情小心翼翼地打量着周围其他的顾客：五个人坐在黑木桌旁，有的聊得正起劲儿，有的在翻杂志；两个男人靠在柜台上；一个年轻的母亲在遥远的角落里笑眯眯地和自己的宝宝说话。

没有人斜眼打量或者怀疑地瞥我，靠在柜台上的那两个男人中的一个抬起头来看了一会儿《泰晤士报》上的地铁站信息，但很快就平静地看回了自己的报纸。

这一次，我中东人的外表和我本人似乎没有给任何人带来不便。

探员们告诉我，有个蠢蛋——一个模范公民，周二晚上看到我在这里，便打电话给警局抱怨，说有个中东人模样的年轻女人有些可疑的举动。

他们说，那人汇报说我在用阿拉伯语写邮件，但除了他在语言学上的错误之外——他一定是看到我在用希伯来语写东西，以从右到左的顺序，便假定那是阿拉伯语。

我并不能真正理解我身上的哪点或者是我的何种行为让他认为我是个基地组织成员。

探员们为占用了我的时间而道歉，解释说自“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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